第3章中国鹤翔庄气功的创作和发展一、中国鹤翔庄气功的诞生
二十世纪80年代初，太阳巨爆，宇宙空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。80年代是新时代的开始，是科学时代的开始，是宇宙变革时代的开始。1980年，世界上最大的仙鹤群翔居中国。恰逢此时，中国鹤翔庄气功也应运而生了。谈到我与气功结缘并创编这部功法，曾有这样一段经历。（作为本书的旁观者，下面简称为我）
1.身世
我于1937年出生在山东省陵县一个农民家庭。亲族、乡邻多善气功、武术。我的祖母就是一位每日坚持打坐练功的老人。我父亲赵文义亦擅长中医针灸、气功点穴以及预测、遥感等功能，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他曾参加支前工作，随军南下，并利用自己的医术、气功及特异功能，救治了数百名伤病员，因而立功受奖。
我就读乡间小学期间，曾受业于王武英老师。他擅长书法、针灸、八卦和武术，这使我能有机会较多地接触了祖国的传统文化，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;而且受到老师宏大抱负与勤奋精神的感染，立志勤勉求学，刻苦攻读。虽然我出生在气功世家，但当时的我还不了解气功的奥妙;虽然有时也仿效祖母的样子闭目打坐并居然也能静坐半晌，但也只是好奇心的驱使。虽然父亲深通气功，而他也并未强令我学练。我只记得他给我讲过一个调息的口诀，是念字调息，要用一口气诵出49句话，不许喘气，同时配以拇指点中指第一节的手法。然而当时我正在读小学五六年级，学业紧张，也就未更深地涉足。
1953年6月，通过招工考试，我被北京国家机关录取。于是，16岁的我怀着依依之情，告别家乡父老，取道进京，从此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天地。
2.沉疴
刚刚踏上新的征程，我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。由于工作努力，积极进取，经常受到上级表扬。本以为就此可以一帆风顺，未料天不遂人愿。1955年我因为过度劳累而崽上了结核性胸膜炎，1956年又转为慢性浸润型肺结核，经常吐血，组织遂将我送至香山卧佛寺疗养院疗养，依靠打针、吃药，病情时好时坏。鉴于我进城以来每况愈下的身体条件，我宁愿忍痛离开我所热爱的本职工作而回到农村去养病。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，为我联系到北京昌平农村去劳动。虽然病情仍未根本好转，但熟悉的乡村生活以及劳动的快乐使我感到非常充实。1959年4月。我奉命调到北京制药厂工作。可能是久病的原因吧，似乎和医药有缘，我竟然在制药单位工作了下来。
3.求知
来到北京制药厂，我曾参加了卫生员训练班。由于在车间担任保健工作的需要，也因少年时家父传授过一些按摩、针灸和点穴，使我对医学很感兴趣。自1960年起，我除了学习西医手册，也看些中医书籍。然而，真正令我下决心攻读医学，还是在我肺病再次加重以后。
1962年，我的病发展成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，外加支气管扩张与肠结核，咳血更加频繁，血量不断增多，肠结核又引起经常性的便溏。由于病情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，我只得再次脱离工作去治疗。在八大处工人疗养院，同时，我也开始认真地学习中医，寻求自救之法。
然而，对于我这样一个重病在身、文化程度有限的人来讲，攻读中医古籍又谈何容易。于是，我便利用一切机会虚心地向一些老中医请教。
我当时学习中医到了着迷的程度，把《中医药物学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新编药物学》、《药性赋口诀》等书的古今不同版本找到一起，逐味药对照比较，并结合现代化验的药物成份加以研究。在诊脉、望诊、舌诊等方面的学习中，抓住每一个可以实践的机会，进行对照验证。在一位退休老中医的指导帮助下，我不仅学习《中医基础学》等现代医书，还研读了《寿世保元》、《医道还元》、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医宗金鉴》、《灵枢经》、《和平经》等难懂的中医古籍。
在学习《经络学》、《实用针灸学》、《经外奇穴》等书时，透视功能除了提高我在理论上的认识外，还起到了形象教学的作用。掌握经络、穴位的准确性不仅书本、图解无法相比，任何模型也无法比拟。透视功能帮助我学习中医理论，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，基本上达到了“无需病家开口，便知病情根源”的效果。
在学习名医临床实践体会的同时，我还注意学习他们的医德。《衷中参西录》中的近代名医张锡纯先生给我印象最深。他衷中参西，洋为中用，大胆创新。在我后来创编鹤翔庄气功时，把中医、西医和气功理论结合起来就是受了他的启发所致。
于是，我又学习了《运动生理学》、《生理解剖学》、《病理解剖学》、《神经解剖学》等西医著作。此外，我还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佛家道家书籍，如《道德经》、《道元一气》、《大同真经》、《道藏》、《吕祖全书》、《伍柳仙宗》、《惕虑续集句》、《慧命经》、《仙佛合宗》、《仙佛奇踪》、《大成止观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,《正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佛说弥勒大成佛经》、《十三经概论》、《无字真经》、《万法归一》、《戒定慧》等。如果用我的文化水平来研读这些书籍，是根本读不明白的。是练功逐渐提高的境界和功能帮助我丰富了这些后天的知识。凡明医均重医德，以治病救人为宗旨。对待病人，包括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，都要实行人道主义。这一点也是我从读书中学到的。
4.道缘
我虽然生长在气功世家，但对气功的真正感受，便入了静，虽未进入什么境界，但结束后却非常舒适。既有效果，便当做养生要术。离开疗养院仍旧坚持锻炼，一直持续了八年。在这场借助于气功的韧性磨炼中，病魔终于步步退却。我又利用自己学到的中医知识，为自己处方、配药，战胜了咳血顽症，初步治愈了自己的肺结核。
按照他的叮嘱，我不仅向书本求知，还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医学习，在我与诸多名人的接触中，我首先结识了卫生部中医司老司长吕炳奎先生。。后来，通过吕司长我又结识了浙江的江波、北京的鲍桂文、杨梅君等大师，从他们那里我受益匪浅，并通过切磋、试验，逐渐对我自身的功能、层次及根基有了更清楚的了解，进一步认识了先天混元气功的博大精深，连我自己也为之惊叹。此外，我每到一处，都要主动拜访名人，拜谒名师，虚心求教。如遇有气功界名人、高手，定要登门拜谒，聆听教诲。如河南少林寺的德禅法师、洛阳白马寺的弘川法师、陕西兴教寺的常明法师、扶风县楼观台的任法融道长、法门寺澄观法师、兰州卧佛寺的谛觉法师、北京广济寺的正果法师、北京法源寺的明真法师、全国道教协会的王沐会长、崂山下清宫的匡常修道长、湖北道教协会的谢宗信道长，以及北京的李维鲲、郭林，甘肃的李少波、上海的赵伟、北戴河的刘贵珍、山西的王吉峰、湖南的吴立民等等。同诸多前辈和同道的交往，使我感到佛、道等各家均讲重德、治病救人进而“修心”，这一点较之医家更高，摆在首位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5.酝酿
我长期住院养病，受到国家照顾，常为不能报效国家而内疚;又看到许多身受疾病折磨之苦的病患者及患者家属，恻隐同情之心唤起了我的一种责任感，我自内心深处朦朦胧胧地萌发出一种追求。但是想到自己是个久病初愈之人，心中又不免有些矛盾。
1978年有一段时期，但我又觉得自己曾是垂死之人，姑且不谈教些什么，仅是对我本人，别人也未必信服，每至此处，心中十分痛苦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开始明晰，我应义无反顾地挑起这副重担，在它的面前，一切个人利益均变得那样微不足道。于是，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飞跃。
但是，一些具体的问题又使我陷入沉思。都不能用以教初学者。或本也可在先天混元气功的高级境界中，针对每个人的个别需要分别施以恰切的指点，但这亦并非上策。前面提到的吕司长、鲍桂文、杨梅君大师等人，也都曾建议我，也许是先天的机缘，每当我入静滤思时，一幕幕的动作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面前闪现，于是我就细心地揣摩、研习。这便是我创编鹤功的前奏。
6.创编
从1965年开始，我便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群众治病，开始是小范围的。后来于1980年,我接受了北京气功研究会的邀请，为练自控疗法出偏者纠偏，由于纠偏效果显著，慕名前来者越来越多。许多人要求跟我学习。
此时，我面临着一项更为艰苦的工作，并积累的针对特定目的的一些单独动作串连起来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,而这就必须在已有的动作之间的连贯性上，创编出新动作。而作为一整套动作，已有的动作也就必须做些适当的调整，才能达到似行云流水，圆通连贯，混元一气。在练功中，我初步决定将动作整理成五个部分，前两部运动上肢，中间两部运动下肢，最后一部为全身运动。为了赋予整套动作一个圆通的神韵,我首先从华佗的五禽戏中受到启发,他的五禽戏是以模仿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而贯穿起来的健身功。而我通过观察，认为走兽的活动，重力在下，飞禽的活动则重力在上，给人一种舒展向上的奋发之感。于是，我便留心观察公园中的各种飞禽，终于被仙鹤安祥的体态、圆柔的翔姿和恬静的性格所吸引。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体悟，我感到仙鹤是真正的吉祥长寿之鸟，它以矫捷而优美的身姿遨翔于天空，乃阳中之阳，这正是医病疗疾所需要的浩然正气，是恰到好处的良好信息。于是，我的心中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，悄然地渗入到我对一招一势的揣摩与品悟之中。为了把各个动作编排得合乎机理，我常常至深夜仍不能入睡，在朦胧混沌之中，每当出现一个新动作时，都非常兴奋，连夜让家人记录下来，然后我立即认真整理、修改，亲自实践、体验，作为第二天的教材。今天业已成熟的鹤翔庄五节动功，就是这样边创编、边教授、经过反复研究、补充修订而成的。
第一期实验班的结果说明这套功法具有一定意义，于是我决定再行改进，并招收了第二期学员。这期学员中包括有:宫肇庆、刘惠、王占鳌、陈平、林正卿、曹永莲、刘素香、安鸿福、丁丽荣、吴德琪等。在此期间，由王占鳌配合，我作示范，他作记录。从而写出了第二稿。此时五节动功的名称是;(1)通六合双回气全势，(2)柱地通天全势，(3)龙头鹤首气通关全势，(4)仙鹤点水全势，(5)混元归一全势。从内容上看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整体。虽然有些动作还不够完备，意守部位和功理尚有待深入研究和提高，但它已不再是零散的动势，而可以称为气功。